札马鲁丁:集天文学、地理学大成于一身的元代穆斯林

蒙古帝国时代,其统治者固然对欧亚大陆进行的征服有着残酷的一面,但由于他们在很多方面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的长处,在一定程度上,却也起到了推进不同地区、国家、民族间文化交流、发展与融合的作用。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驿站系统的建立,我国的重大发明以及丝绸、瓷器、饮茶文化得以向世界广泛传播,而中亚、西亚地区各民族的医学、天文学、农业技术,欧洲的数学、金属工艺,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了我国,一大批国外的科学家更是来到中国工作。

元世祖忽必烈继承江山后,主张“应天者惟以至诚,拯民者惟以实惠”,强调“务施实德,不尚虚文”。据此,他废止了宋朝“虚诞”的科举制度,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,而不是单纯的“以文取胜”。在这种思想支配下,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元朝的扶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。其中,由元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,更使我国的天文学、历法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

说到元朝的天文学、历法、地理学,就不能不提一位穆斯林的名字:札马鲁丁。

这位札马鲁丁,又译作札马剌丁,其生卒年不详。他是元代著名天文历法学家,以制造天文仪器及编纂历法、地理志而闻名于世。

札马鲁丁原是出身于波斯。13世纪中叶,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发动了对西亚地区的征伐,消灭了首都位于巴格达的阿巴斯朝。旭烈兀注重天文与历法方面的研究,在乌米尔亚湖附近建立了马拉格天文台,任命波斯著名天文学家纳西尔丁·图西为天文台台长。纳西尔丁·图西编辑了一部新的天文表,称作伊尔汗历,以纪念伊尔汗国的奠基者旭烈兀。伊尔汗历迅速流行于亚洲各国。忽必烈听说波斯穆斯林“阴阳星历”的精妙,就邀请天文学家讨论天文历法以及司天台的建立等问题。札马鲁丁遂应邀于宋末元初抵达中国。

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,札马鲁丁在大都朝廷任职。在此期间,他制造天文仪器,编纂历法、地志,成为将伊斯兰天文历法成就全面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。

元初,沿用金朝所得北宋陈旧的天文仪器,郭守敬认为“规环不协,再难使用”。1267年,忽必烈正式下达研制新型天文仪器的任务。4年后,札马鲁丁创制出7种天文观测仪器:

①咱秃哈喇吉,波斯语发音的直译,汉译为浑天仪、多环仪,是用来观测太阳运行轨道的仪器;

②咱秃朔八台,汉译为方位仪,是观测星球方位的仪器;

③鲁哈麻亦凹只,汉译斜纬仪,是用来观测日影,定春分、秋分的仪器;

④鲁哈麻亦木思塔余,汉译平纬仪,观测日影,定夏至、冬至的仪器;

⑤苦来亦撒马,汉译天球仪,或译为浑天图,即天文图像模型;

⑥苦来亦阿儿子,汉译地球仪;

⑦兀剌都儿剌不定,汉译观察仪,今译为星盘,“以辨东、西、南、北,日影长短,星辰向背”。

这些仪器设计巧妙新奇,准确精密,反映了伊斯兰天文学的最高水准。

至元八年(1271),在上都建立起第一个“回回司天台”官署,官职为从五品,首任提点(台长)是札马鲁丁。由于建台有功,札马鲁丁至元十年(1273)被提升为秘书监负责人,掌管典籍、图书和皇家档案等并兼辖司天台。据记载,“回回司天台”曾收藏有大批西域天文书籍,以供研究、参考使用。据至元十年(1273)统计,有“经书二百四十二部”,属“本台见合用经书一百九十五部”。札马鲁丁认为伊斯兰历法因在推测天象方面精确度较高,又“五星纬度”为“中国所无”,他依据伊斯兰教历法撰著《万年历》,由忽必烈颁行天下。直到1280年(至元十七年),郭守敬以《万年历》为蓝本创《授时历》后,始被停止使用。但有了新历之后,《回回历》仍与之并行天下,仅1328年官府印制出售的《回回历》就达5257册之多。

札马鲁丁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巨大的。《大元大一统志》是经札马鲁丁创议,并亲自组织领导、撰修的一部元代官修地理书。至元二十三年(1286),忽必烈任命札马鲁丁为集贤大学士、在奉大夫,行秘书监事,主持纂修《大元一统志》。从至元二十二年开始到至元三十一年成书,历时九年完稿,定名《大元大一统志》,简称《大一统志》。这部巨著共七百五十五卷,书中还附有彩色地理图和一幅《天下地理总图》。书中地图的绘制,改变了中国传统画法,即由裴秀所创的“制图六体、计里画方”而应用伊斯兰开罗学派所创地图绘制的球面投射影法,并承袭巴格达学派“量天测地”的传统。最后,这部书由札马鲁丁和他的助手虞应龙进呈,后来因得到云南、甘肃、辽阳等地的图志,由李兰兮、岳铉等续修,成书一千三百卷。这部巨著于至正六年(1346年)在杭州刻版,遂成为我国古代由朝廷主持编辑的第一部全国地理志。

(来源:人民政协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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